「本法案是50年來最重要的金融機構法，為出問題的儲貸機構提供長期解決方案…總而言之，我覺得我們就像中了大獎。」前總統雷根1982年簽署格恩聖喬曼存款機構法時這麼說。
結果呢，就解決儲貸機構的問題而言，他錯了，這項法案反而把儲貸機構還不算大的問題變成了徹底的災難。但就立法意義，他說的沒錯。至於大獎，在25年之後倒是終於來了，只是它是以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的方式到來。
越探究當前經濟大難的禍首，越可明顯發現導致危機無可避免的關鍵性錯誤轉變就發生在1980年代初期雷根主政時。
對雷根經濟學的指摘，重點往往是貧富日益不均和未善盡財政責任。確實，雷根引入了一個極少數人成為鉅富，而上班族家庭財富僅成長少許的時代。他也打破長久以來財政小心為上的規則
針對後者，美國政府向來只有在戰時或經濟危急時才會有巨額預算赤字。二次大戰結束後到1980年為止，聯邦債務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持續下降。但在雷根主政下，債務開始增加。柯林頓任內再度減少，但布希當家時又增加，讓我們對當前臨頭的經濟急難猝不及防。
然而，公債增加和可能是金管當局未管制導致的私有債務增加相較，是小巫見大巫。美國財政法規改弦易轍，是雷根的最大遺緒。這項禮物仍繼續發酵。
如我所說，格恩聖喬曼法的立即效應，是把儲貸機構從問題變成災難。儲貸危機沒列入對雷根歌功頌德的事蹟，但事實是，政府不管，其實就是發執照給由聯邦政府 擔保存款的儲貸業，說好聽是讓他們拿納稅人的錢賭博，說難聽則是搶納稅人的錢。到政府對此事的處理告一段落時，納稅人已失血1300億。
另外還有一種長期效應。雷根時代法令改變，從根本終結了（羅斯福總統）新政對房貸放貸的種種限制，尤其是限制家庭在沒有大筆自備款下購屋的能力。
這些限制是甫經歷一次嚴重金融危機，設法預防另一次危機發生的政壇領袖在1930年代設的，但到了1980年，經濟大蕭條的記憶已然消褪。雷根宣稱政府是問題所在，而非解決方法，市場力量必須任其自由發揮，因此廢除這些防範規定。
加上消費信用等其他類型放貸的標準寬鬆，導致美國大眾行為徹底改變。
美國並非一向是債台高築而儲蓄率低的國家。1970年代時，美國人會把近一成所得存起來，比率較1960年代略增。到雷根放寬管制後，儲蓄才逐漸從美國人 的生活方式中消失，最後是近乎零的儲蓄率在金融大危機發生前盛行一時。雷根上任時，美國人家庭債務占所得比僅6成，約相當於甘迺迪主政時期，到2007 年，比率增為119%。
有人向我們保證，這些都是好事：當然，美國人債務越來越高，又一點錢都不存，但要是看在他們房價和投資的股票節節上揚，就會覺得他們財務看來還好。哎唷。
現在，很多人把經濟危機的原因推給雷根卸任許久後發生的事，例如中國和其他地方過度儲蓄導致全球過度儲蓄，以及過度儲蓄幫忙吹出的房市大泡泡。
然而讓美國經濟如此脆弱不堪的，是25年來的債務爆炸。一旦房市泡泡破滅、失業率開始增加，過度擴張的大批借款人就被迫開始違約。
這些違約事件讓風險太大、資金太少的金融體系帶來浩劫，主要還是雷根放寬管制所致。
現在要怪人，誰都可以怪罪。但目前亂象背後的主要元兇，是雷根和他那群顧問，這些人忘了美國上一次最大金融危機的教訓，卻譴責其他人重蹈覆轍。
（作者Paul Krugman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夏嘉玲摘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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