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工作狂

台商的「鞋子王國」會被大陸人搶去嗎？這是許多台灣業者心裡害怕的事。

現實情況是，隨著愈來愈多國際品牌下單給大陸廠，大陸廠不斷擴大，自創品牌增多，對台資廠威脅日增。台商認為，情況持續惡化，不排除大陸廠有取而代之的一天。

陸資與台資鞋廠相比較，前者的優勢，首先是工資便宜。亞洲鞋業雜誌總編輯藍玄甫表示，陸資廠人工成本低，各種福利、保險費（社保、醫保）、生活費都較台資 廠低，連加班費也敢低於勞動法法定標準。同時，工人在陸資廠和台資廠的期望值本身就不同，同樣是做鞋子，台資廠的大陸工人，會要求各種外企的福利待遇；他 們在陸資廠不會有這樣的要求。

其次，陸資廠的材料成本便宜。他們勤奮、品管也趨嚴格，總能從材料處找到降低成本的「秘訣」。例如，鞋底的ＰＵ，本來買家規定是一公分，就改成零點八公分；本來可以反復凹摺十萬次，結果五萬次就斷了。但檢查時，稍稍降低標準，一樣過關。

三是陸資廠的管銷費用低。台資廠在會計、稅務、公關、法律、品管、人事管理上，樣樣都有專人負責，有的大廠還有數十名台幹，成本很高。大陸廠則不同，有的夫妻一起打工、創業，家族十幾人都是管理幹部，管銷費用自然低。

台資誠達鞋廠老闆余曰江說，大陸廠有的可以不開發票、不報稅，台商不敢，台商都照規矩來，成本自然高。

四是利潤期待值不同。台商飄洋過海來投資，規模多是中大型廠，有的大廠一年沒賺一千萬元人民幣，就不做。大陸廠則是期望值低，有的一年只要賺二十萬到三十 萬元，就開心得不得了。台商評估成本，須有一成利潤，才願接單，否則一定虧錢；大陸廠因壓低人工、材料，有百分之五到八利潤就接單。

第五，出口退稅不同。台資廠只退百分之六，大陸廠可以退到百分之十幾，等於變相國家補助，台資廠硬是「矮一截」。

另外，台資換美金、換匯，都循銀行渠道，陸資廠幾乎都是地下換匯。目前台資廠只能換到一美元兌六點七元人民幣，溫州陸資鞋廠卻能換到七點二元，立足點不平等。

住在桃園的上班族吳文敏記得，婆婆中風那天，一踏入家門，先生就對她說：「你要不要辭職，我媽中風了。」吳文敏回憶，聽到這句話，她真覺得委屈，因為這句話背後的意思是：照顧生病的婆婆，當然是媳婦的責任；就算是親生兒子，「孝道是由妻子代行的」。

吳文敏說，她和丈夫一樣有工作，她寧願撙節支出請看護，「算是買分自由」，「我不想變成另一個累到崩潰、悶死婆婆的『驚世惡媳』。」

今年年初，高雄一名婦人綁住癱瘓的婆婆，再用枕頭悶死老人家，情節驚人卻讓承受「長期照護」壓力的照顧者感同身受。接來母親讓妻子照顧的丈夫說「不忍苛責」，但妻子的照顧重擔又豈是命定？

交給女兒、老婆、媳婦…

當家人倒下，立即接手照護重任的，幾乎是家中女性，不論有沒有血緣。研究指出，全台灣的家庭照顧者中，女性照顧者就占了七到八成；「照顧者女性化」現象十 分普遍。甚至，「二分之一的女性照顧者是沒有其他親友可以替手的。」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秘書長陳穎叡感嘆：「長期照顧是非常、非常孤獨的事。」

根據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統計，台灣由親人照顧的失能老人大約有十八萬人，加上由親人照顧的四十餘萬身心障礙者，台灣的家庭照顧者至少有六十萬人之多；家庭照顧者平均得照顧失能家人六年半；四分之一的照顧者甚至守在病榻十年以上。

老人福利聯盟秘書長吳玉琴指出，在台灣，男女婚配常是男大於女，台灣女性的平均餘命是八十二歲，男性只有七十六歲，老病都早於老妻；老男人失能，大半是老妻照顧；當老女人也失能了，照顧者就是媳婦。

失去工作、青春、快樂…

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呂寶靜研究指出，家庭照顧是「愛的勞務」，女性照顧者除了承擔體力負荷與壓力、經歷情緒感受的煎熬外，還要付出極大的代價：「經濟上的依賴和老年的貧窮」。

薛小姐原本是百貨公司的「櫃姐」，但母親中風後，她辭職回家當母親的專職看護。但孝順不能當飯吃，她只能靠著積蓄和手足偶爾的接濟過日子。九年過去，她的 青春流逝，母親去年撒手人寰，錯過婚姻的薛小姐發現自己一無所有，除了「低收入戶」的資格，好讓她每個月領五千元津貼過日子。

期待重新踏入職場的薛小姐說，過去九年最苦的不是體力付出，而是有太多的情緒無處訴說，當醫師說「你得了憂鬱症」，她才發現，已經很久沒有快樂過了。

害怕批評、眼光、罪惡感

照顧是如此勞心、勞力又不被社會重視，女性何以成為家庭照顧主力軍？學者認為，社會的「性別角色分工」意識型態已根深柢固，當女性無法善盡照顧職責時，自己會有罪惡感，也怕遭受親友、鄰居議論。

再者，目前的勞動市場中女性的平均薪資約是男性的三分之二，所以讓女性辭職，回家照顧病人是理性的選擇；但很少人想到，「照顧家人」也該是「一份工作」，照顧者只落得口袋空空，還要忍受其他成員對照顧成果的挑剔和指責。

當政府宣布，規畫中的「長照保險」初步決議要將家庭成員照顧納入保險現金給付範圍，等於是肯定「愛的勞務」為有給職，正視他們的付出。

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理事長、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副教授王增勇指出，新政策代表的意義是，失能者的照顧應由國家提供，家庭成員的照顧不再是基於家庭倫理責任的無酬勞動，而是受雇於政府的有酬勞動。

王增勇認為，從這個角度看，長照保險的實施不只是財務籌措安排，更是對以女性為主的家庭照顧分工傳統「提出的文化挑戰」。長久被隱形在家庭中的照顧者，「她們」的辛苦與貢獻終於被看見了。

「學語言最重要的就是靠聽力」，通過美國國務院外交人員十一種外語檢定考試的美國在台協會（AIT）新聞科長王樂仁（Lawrence A. Walker）說：「聽到煩了再看書，每天同一時間聽半小時，把短期記憶變成長期記憶」，學語言其實很簡單。

說王樂仁是語言天才一點也不誇張。除了母語英文，他還精通德文、中文、法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葡萄牙文、荷蘭文、廣東話、奈及利亞的豪薩語（Hausa）、丹麥文和日文。其中最厲害的是德語，八月即將派駐柏林的王樂仁，口音道地到「很多人不知道我不是德國人」。

自認在各國語文中，最難學的是日文，因為語法自成一格。即使如此，王樂仁的日文還是有「可以被派去買三明治、坐計程車也不會迷路」的程度，生活對話沒有問題。

他的豪薩語也很厲害，和奈及利亞人交談時，對方直張望他背後是不是站一個奈及利亞人，不然怎會講這麼流利。

王樂仁說，學語言「決心很重要」，重點在「自修」。他學語言的第一個標準動作，就是去買三份附聽力教材的入門教科書，從最簡單的日常生活對話開始，「先聽，聽到不耐煩了，才去翻書找答案」。等到三份教科書都學會了，再去找老師教或進階教材自修。

聯合報／提供

王樂仁認為，一周二次、一次三小時的學習，還不如每天同一時間聽半小時。他都利用上下班開車或運動，戴耳機邊聽邊練，勇於和人交談。他笑著說，很多台灣人雖然不會講ABC，但「F…」卻說得很標準，「就是靠聽力去學」。

王樂仁建議，找些有趣的事，會更有印象，更想學習。以豪薩語為例，「你好嗎」是「Ina kwaanaa」，意思是「昨晚過得如何」，第一次聽到可能覺得很唐突，怎麼初次見面就問昨天晚上在幹嘛，但奈及利亞人認為「昨晚過得好，今天就會好過」，所以直接問候你昨晚好不好。

王樂仁現在最想精進的還是中文，「我想再幫太太翻譯小說」（王樂仁太太是著名的小說家嚴歌苓，她的《白蛇》英文版就是王樂仁翻譯）。最近他開始看唐詩、論語、孟子，希望中文造詣再提升，更能體會太太文字的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