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約翰‧M‧巴瑞（John M. Barry）是羅徹斯特大學歷史碩士。曾任大學足球教練及記者，目前是杜蘭大學和賽維爾大學的生物環境研究中心的訪問學者，常為《紐約時報週末特刊》、《財富》、《時代週刊》、《新聞週刊》、《華盛頓郵報》等報章雜誌撰稿。
1918大流感 當權者謊稱：只是一般感冒
瘟疫留在人們記憶中的多過於文學作品裏反映的。經歷過一九一八流行病的成年人今天都已經不在人世，現在的記憶只存在於那些聽過故事的人，他們聽過母親說如何失去外公，哪個叔叔變成孤兒，或是某位姑媽提起「我這輩子只見父親哭過那麼一次。」記憶隨著世代交替而淡化。
一九二○年代的作家很少提到它。
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瑪麗‧麥卡鍚（Mary McCarthy）和三個兄弟姐妹、叔叔和姑姑，還有父母親在西雅圖登上火車。三天之後到達明尼亞阿波里斯市時大家都病了，當車長要他們下車時她父親還抽 出手槍反抗。祖父母戴著口罩來接他們。因為所有醫院都爆滿，他們只能回家。她叔叔和姑姑康復，三十八歲的父親在十一月六日病故，二十九歲的母親在次日也去 世。在她的作品《天主教少女的回憶》（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中，她提到變成孤兒對她的衝擊，讓她急於要表現自己，也生動地回憶火車通過三分之二美國大地的景象，可是對於疾病流行幾乎一字未提。
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當時二十出頭，病得很嚴重，可是他的小說中很少提到生病的經驗。海明威、福克納、費茲傑羅等名作家幾乎也從未提到它。《紐約客》雜誌的作家 和小說家威廉‧麥斯威爾在流行病期間失去母親。她的去世使得他的父親、哥哥、和他自己變得退縮。他回憶：「我老是猜想哥哥在想些什麼，他從來不和我分享心 事。我不知道原因的時候，就猜一定是某件傷他自尊心的事，所以不肯說出來……」至於他自己，「和父親在地板上一起踱步時，我不斷覺得自已是不小心穿過一扇 門到了不該到的地方，再也回不到原來不想離開的地方。」 對父親的形容是，「悲哀的表情總訴說著忍耐和無望。」對他自已而言，「母親的去世……是我寫下四本書的原動力。」
凱瑟琳‧波特當時病重得連訃聞都被人排版好了。她終究還是熬了過來，但是她的未婚夫就沒那麼幸運。她幾年後出版的小說《蒼白騎士，蒼白座騎》描寫那個時代 疫病的恐怖和生活的情形，是極少數同類書籍中最好的。其實她居住的丹佛市和東部的幾個城市相比之下，疫情算是相當輕微的。
文學上對瘟疫留下極少痕跡不是第一次，幾個世紀前歐洲黑死病流行時也是一樣。一位研究中世紀文學的學者說，「除了極少數幾段生動又恐怖的文字之外，中世紀對鼠疫沒有記錄是很令人不解的事。除了那幾段大家所熟知的描述，其他文學作品中可以說根本找不到它的影子。」
人們會為戰爭寫作，他們描寫大屠殺，描寫人類的彼此凌虐，但顯然人們忘記大自然帶給人類的恐怖，那種讓人類顯得渺小無力的惡夢。疫病的印象只是偶爾會出現 在作品中。納粹一九三三年控制德國時，克利斯多佛‧艾瑟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筆下描寫柏林：「整個城市籠罩在戰戰兢兢、傳染性的恐懼瘟疫之下，像感冒流行一樣，我骨子裏感覺得到這種恐佈。」
研究疫病和分析社會反應的歷史學家大都同意，權貴階級會把他們的痛苦怪罪於貧苦的人身上，有時還會汙衊或孤立社會裏的弱勢族群。一位叫瑪莉‧瑪隆 （Mary Mallon）的愛爾蘭移民被冠為「傷寒瑪莉」，因此被關入獄中長達二十五年，就是這種心態典型的個案。如果她生在另一個階級，遭遇必定不一樣。歷史學者 觀察到這些掌權者經常得靠下達命令來取得安全感。靠著下命令他們才能覺得事情受到控制，社會還有秩序。
一九一八年這些上流權貴也是這種模式。丹佛市衛生局長威廉‧夏佛利（William Sharpley）就把該市對感冒防治的失利歸罪於「外來移民社區」，他指的是義大利人。《杜蘭哥晚報》（Durango Evening Herald）對於保留區裏猶他族印地安人特別高的死亡率，怪罪是他們「忽視和違反主管當局和醫生護士對他們的指示。」一位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在肯塔基州礦 區批評不衛生的情形：「我們到達不幸的棚屋，它看來已經被遺棄了……我走進去發現一雙女人的腳伸出床外，頭枕在 的枕頭上，像個石頭人似的死去。她眼睛 瞪著，口也張著，一幅可怕的景象……她住在三百呎外另一棟破爛棚屋的婆婆走進來……我還聞得到那股衝天惡臭，永遠忘不了那噁心的景象。可見髒亂的代價就是 死亡。」
不過除了這些偶見的苛薄之外，一九一八年的感冒大流行，一般來說並沒有造成種族或階級間的對立。在流行病學上，死亡率和人口密度，也就是社會階級之間有一 點關連，但基本上病魔對所有人還是一視同仁。年輕士兵的死亡帶給每個人打擊。疾病流行實在太廣，很明顯不會針對某個種族或是階級。在費城，白人和黑人得到 的待遇當然不會一樣。在全國各礦區，不論是否出於私利，礦主自然也只為自己的礦工找醫生。在阿拉斯加儘管有種族問題，救援工作也晚了點，但政府仍發動大規 模救援行動搶救愛斯基摩人。即使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嫌環境髒亂噁心的紅十字會人員，也是日復一日留在災區冒生命危險救人。
秋季的第二波攻勢中許多地方政府癱瘓，全靠民間士紳接管，從費城的上流社會到鳳凰城的市民委員會等等。他們行使權力的目的是保護整個社會，而不是將它割裂。他們把資源妥為分配，而不是據為己有。
雖然有這些努力，但所有當權的人，不論是地方政府或是私人組織，大都未能把社會緊密凝聚在一起。他們不能的原因是沒有信用，失去信用的原因是他們說謊。他 們說謊的原因是戰爭的緣故，威爾遜總統的宣傳機器要他們這麼做。（舊金山是罕見的例外。它的領導人物說實話，所以整個城市給予正面、英勇的回應。）
我們不可能知道有多少人命因為謊言而犧牲，也無法知道有多少年輕士兵是因為長官不肯聽從自己軍醫總署的警告而平白喪生。但可以知道的是，當那些當權者告訴 大家這和以前的感冒沒什麼不同，只是流行感冒而已的時候，一定有相當數量的人相信他們說的，一定有人把自己暴露在病毒之下而犧牲。如果他們知道事實的話一 定不會那麼做。還有恐懼確實會害死人，它害死人的方法是使人不敢照顧那些需要照顧的人。 許多人只要能免於脫水、飢餓、和得到休息，就能生存下來。
我們也不可能精確知道死亡數字。統計數字只是估計，我們可說數字是令人麻木的。
（本文轉載自約翰‧M‧巴瑞之書《大流感－致命的瘟疫史》，中文譯本由臺灣商務於2006年出版）
研究疫病和分析社會反應的歷史學家大都同意，權貴階級會把他們的痛苦怪罪於貧苦的人身上，有時還會汙衊或孤立社會裏的弱勢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