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約翰‧M‧巴瑞（John M. Barry）是羅徹斯特大學歷史碩士。曾任大學足球教練及記者，目前是杜蘭大學和賽維爾大學的生物環境研究中心的訪問學者，常為《紐約時報週末特刊》、《財富》、《時代週刊》、《新聞週刊》、《華盛頓郵報》等報章雜誌撰稿。
1918年流感 大自然與人類的首次大對決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保羅‧路易士（Paul Lewis）入伍成為海軍少校。可是軍服穿在他身上怎麼看也不對勁，彆扭極了，士兵向他敬禮時，他更是手足無措，簡直不知道要怎麼回禮。但是他卻是個不折 不扣的鬥士，專門追獵死神。他勇敢面對死神，挑戰祂，像昆蟲學家處理蝴蝶標本一樣，把祂固定以後一塊一塊分解來研究，尋找對付祂的方法。他對死神的挑戰次 數非常頻繁，冒險變成他正常生活的一部份。
可是一九一八年九月中旬，死神的面目和以往非常不同。醫院裡躺滿一列又一列的病患，許多人滿身血汙，以一種前所未見的痛苦方式斷氣。路易士是以科學家的身 份被派過來，協助這兒的醫師處理這種令他們束手無策的神祕事件。他雖然有醫師身份，卻從來沒有替人看過病。身為美國第一代醫學家，他的生命都花在實驗室 中。年紀雖輕，卻已擁有輝煌的成就，聞名國際，前途無量。
十年前在紐約的洛克菲勒研究所，他和他的導師豎立病毒學史上的重大里程碑，証明小兒麻痺（polio；腦灰質炎）是由病毒所引起。接著他開發出在猴子身上 幾乎百分之百有效，能夠預防這種疾病的疫苗。這項貢獻再加上其他成就替他贏得賓州大學所屬，亨利‧彼博斯研究所首任所長的位置，一九一七年又得到在哈佛講 壇（Harvey Lecture）年度演說的殊榮。其實這也不過是他隨後獲得一連串榮耀的開始而已。時至今日，兩位曾經與他共事，也認識多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著名科學家的子 女告訴我們說，他們的父親都認為路易士是他們一生中所遇到最聰明的人物。
診所的醫師期望他能對水兵們呈現出的劇烈症狀有所解釋。許多人身上沾的血液不是從傷口冒出，至少不是由於金屬或爆炸等外力造成；大多數的血跡都是鼻血留下 來的，還有幾個是肺部咳出，甚至從耳孔內流出的。有些人咳得太過厲害，後來的驗屍報告發現，他們的腹肌和肋骨竟有撕裂現象。許多人痛苦輾轉神智不清，勉強 有溝通能力的人則一律抱怨劇烈頭痛，彷彿有人在他們兩眼後方用釘錘向腦殼使勁敲打；而身體則痛得全身都像要裂開一樣。有些人有嘔吐現象。有些人身體顏色最 後變得怪異，嘴唇和指尖發青，少數人軀幹黯黑得連是黑白人種都不容易分辨出來。
在這之前路易士只看過一次和這次比較相近的疾病。兩個月以前一艘英國船上的幾個船員，被救護車從封閉的碼頭送到另一所費城醫院裡接受隔離，好幾個人在那兒 病死。驗屍報告顯示死者的肺部與遭到毒氣攻擊或是肺瘟（pneumonic plague）致死的狀況相似，那是種比鼠疫（註）更致命的瘟疫。
（註：鼠疫，bubonic plague，這種疾病是由跳蚤傳染，而導致淋巴腺發生問題，也稱為腹股溝炎或黑死病。）
但是不管是什麼病，那些船員的感染沒有擴散開，沒有其他人被傳染。這次的病人不只困擾路易士，更令他擔心，擔心他能否處理這種疾病，還有這種病會造成的結 果。這次船員感染的病不單會傳染，而且是爆炸性地傳染出去。儘管事前各有關單位已經計劃周詳，小心翼翼地隔離病患，十天前這種病還是在波士頓一個海軍基地 中爆發開來。波士頓卻爾西海軍醫院的米爾吞‧羅斯諾（Milton Rosenau）少校已和路易士聯絡過。羅斯諾和路易士是舊識，也是在大戰期間由哈佛大學教授轉為海軍的科學家。他有一本關於公共衛生的教科書被海陸軍的 軍醫們當成聖經奉行。
費城海軍主管當局對羅斯諾的建議非常重視。尤其是當有支海軍特遣隊從波士頓調過來時，費城方面決心如果有任何疾病爆發時，一定要徹底隔離生病的水兵。他們 有信心隔離可以管制疾病流行。可是當波士頓特遣隊來到之後第四天，十九名費城水兵就發生同樣疾病住院。雖然這些人和所有曾經接觸過他們的人都立即被隔離， 第二天又有八十七名水兵住院。這些人和曾經接觸過他們的人也立即再被隔離，但再過一天又有六百個人因同一種怪病住進醫院。這時軍醫院病床已經全滿，醫護人 員也開始染病，海軍當局開始把幾百名患病水兵送到民間醫院。費城和波士頓的情況一樣，海軍和平民工作人員頻繁地在市區和軍區間往來；同時波士頓和費城的人 員也都還陸續被派到全國各地。
這是路易士擔心的另一件事。
路易士探視第一批病患，對他們的血液、尿液、唾液、鼻腔和喉頭採樣，對後來的病患也不斷重複這個程序，採樣和研究症狀，希望能從中找到一點線索。他讓實驗 室裡所有人員都投入培養和尋找病原的工作。他不但要找到致病的原因，更要製造出治療血清或預防的疫苗。路易士對實驗室的熱愛超過其他任何事物。他工作的環 境十分擁擠，到處堆滿一列列的試管、培養皿、滴管等等，對他來說實驗室可能比家裡還溫暖舒適，但他卻不喜歡這次的挑戰。尋找答案的壓力對他而言並不陌生， 上次對小兒麻痺進行研究時，紐約市的疫情已經嚴重到市民需要通行証才能外出旅行的地步。不過這次讓他不安的是他必須放棄科學素養，為了要找到血清或疫苗， 他必須根據不確定的結果做出一連串的猜測，這中間猜錯一步都不行。
他先做了一個猜測。雖然他還不能確定是什麼東西致病，也不知道要怎樣防範或治療，但他想他大概知道這是什麼病。他認為這是感冒，是一種從來沒出現過的感冒。
路易士沒有錯。一九一八年這種可能是從美國發源的流行性感冒病毒散佈到全世界，最早的致命病例就是在費城出現。在一九二○年全球疫情消退之前，它奪走的人 命超過史上任何疾病。一三○○年代的鼠疫殺害四分之一的歐洲人口，受害人口比例超過這次感冒，但就死亡數字而言，一九一八年感冒殺害的人數超過歷史上所有 瘟疫，遠在現代的愛滋病之上。
當時全球人口只有現今的三分之一，而估計最低死亡人數有二千一百萬人。這個數字是當時對疾病的研究估算，從此被輿論廣為引用，可惜我們幾乎可以確定這數字是錯的。今天的流行病學者估計，當時全球死亡人數至少應在五千萬人以上，很可能高達一億人。
光是數字還看不出疾病的可怕，恐怖反映在其他資料上。通常感冒侵害的是老人和嬰幼兒，可是一九一八年流行性感冒的死者有一半是正值青壯年的男女，年紀在 二、三十歲之間。當時一位年輕優秀的外科醫師哈維‧庫興（Harvey Cushing）也曾經到死神面前走了一遭，後來他雖然成了醫學權威，卻從來沒有從併發症中康復過來。他說感冒去世的人「總是死得如此年輕，年輕得難以讓 人接受」。
我們對正確數字不太有把握，但如果較高的死亡估計數字沒錯的話，可以推算當時全球大約有百分之八到十的年輕人口死於那次流行性感冒。他們死得又快速又慘 烈。雖然感冒流行的時間長達兩年，但三分之二的死亡集中在短短的二十四個星期中，而一半以上的死亡發生在一九一八年的九月中旬到十二月初之間。感冒在那一 年內殺害的人數超過中世紀黑死病在一個世紀裡殺害的總人數；短短二十四個星期中犧牲在它手中的人，也超過二十四年來死於愛滋病的總人數。
流行性感冒對人們的蹂躪和其他兩種疾病也相似。感冒像愛滋病一樣，富裕進步的社會也難逃毒手。一九一八年費城街上也出現教士駕著馬車，像中世紀僧侶參與黑死病的處理時一樣的畫面，挨家挨戶敲門，請藏在緊閉門後，充滿恐懼的人們將屋裡的屍體搬出來讓他們收走。
一九一八年的流行性感冒不只是個關於浩劫、死亡、和悲哀的故事。也是人類對抗大自然的搏鬥，疊影在人類不同陣營間的相互廝殺上的故事。那同樣是個關於科學 探討的故事。有關人們如何思考，改變想法，在混沌中少數人能冷靜分析，超越純粹的理性思考，以不拔的耐性付諸實際行動的故事。一九一八年爆發的流行性感冒 是歷史上第一次大自然與人類文明的大對決。這場對抗中有人不願臣服於自然，也不願只是祈禱鬼神賜福，他們憑藉科技和智慧，挺身面對大自然的撲擊。
在美國，故事的主角是一小群傑出的人物，路易士是其中之一。這群人包括很少的幾位女性，奠下的基礎科學成為現代醫學的根基，他們製造疫苗和解毒劑的技術延 用到今天；在某些項目上，他們的成就已經與今天的知識相去不遠。在某些方面，這些研究人員早已準備面對一九一八年那種對決，他們的準備不是一般性，少數幾 位更是相當專注。美國歷史上所有戰爭裡死於疾病的人都超過戰場上的傷亡，歷史上許多戰爭都引起疾病散播。美國研究機構相信大戰中會再度爆發大型瘟疫，所以 他們事先就盡力作準備，等待挑戰到來。
故事應該從更早的時候說起，在醫藥能夠有效對抗疾病之前，醫學就先得經過科學化的改革。雖然醫生和病人的互動方式到處不同，但醫學一直都還不能算是一種科 學，可能也永遠達不到真正科學的涵義。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幾十年，人類醫藥與二千年前古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時代相比 其實沒有多大分別。但就在那時的歐洲，醫學開始發生變化，人類的醫療技術終於開始進步。
儘管歐洲的醫學開始進步，美國卻不為所動，特別是在醫藥研究和教育方面更是不足，使得醫療水準遠遠落後歐洲。直到一九○○年，當歐洲的醫學院幾十年來都已 要求學生入學前必須要先具有化學、生物、和其他的科學訓練時，美國醫學院的入學還是比進入任何一所知名大學要容易。至少一百所以上的美國醫學院，只要任何 學生（女生除外）願意付出學費就可以入學。五分之一的學校只要高中文憑就可以入學，根本不需要任何專科程度的科學教育，全國只有一家醫學院要求學生有大學 文憑。沒有任何一所醫學院在學生入學之後會替他們補上缺少的科學訓練，許多學校只要學生來上課，通過考試，就可以拿到學位。有些學校即使學生好幾科考不 過，沒有實習過任何病人，也可以取得醫藥學歷。
一直到很晚，到了十八世紀中期，才有一群美國醫界領袖開始倡導醫學革命，要讓美國從最落後的醫藥水平趕到世界第一的境界。正如這群人的朋友威廉‧詹姆士 （William James）所寫，一群合力的天才可以「震撼整個文明」。這群人有這個念頭，並且即將撼動這個世界。這個理想不只要靠智慧和教育，更要真正的勇氣，一種可 以放棄既得利益，對抗權威，義無反顧的勇氣。
哥德在《浮士德》中說：
它寫著「泰初有字」。
我停下來，猶豫它所指為何。
文字不應如此崇高：
我要另作詮譯。
我又讀一次，突然頓悟有如神助，
這次它是「泰初有識……」
「字」指的是權威、穩定、和法令；而「識」則是徹底攪拌、破壞、和重建，並且不擔心、也不知道重建之後的結果。就在大戰爆發前夕，倡導美國醫學革命的人成 功了。他們建立的系統培養出能夠獨立思考、挑戰自然的人。這些新人與他們訓練出的第一代科學家，像路易士和他的同事等，組成一股核心力量，充滿警覺，準備 對抗流行病的爆發。當瘟疫降臨的時候，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憑藉受過的訓練挺身站在死神的路上對抗；而當面對瘟疫大舉壓境無法抵擋時，他們則組織既有的知識 體系，爭取最後的勝利。這場對抗流行性感冒的戰役中人類取得的知識，直接關係著後世的醫藥發展。
（本文轉載自約翰‧M‧巴瑞之書《大流感－致命的瘟疫史》，中文譯本由臺灣商務於2006年出版）
一九一八年爆發的流行性感冒是歷史上第一次大自然與人類文明的大對決。這場對抗中有人不願臣服於自然，也不願只是祈禱鬼神賜福，他們憑藉科技和智慧，挺身面對大自然的撲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