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上周說,指責中國儲蓄過多是「荒謬的」,倘若美國、英國及其它西方國家蠢到寅吃卯糧而出賣未來,他們就得攬鏡自責。
儘管經濟學原理顯示,中國人習慣存錢必須由其他地區的過度消費加以平衡,人們很容易同情溫家寶的看法。然而,現在要緊的不是追究責任,而是要明白中國與亞洲不能再走同樣的路。破產的美國人已無法再充當亞洲的需求引擎。
看看美國的個人消費。在20世紀的最後25年,民間消費占美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徘徊在67%。這個水準已經很高,但從2000年至2008 年,該比率又升至72%的空前新高。如今趨勢已開始痛苦逆轉。摩根士丹利亞洲區董事長羅奇挖苦地說:「我們已經一路跌向71%。」換句話說,要美國人再像 以前一樣塞滿購物車,需要等很長一段時間。
亞洲人或者必須減少製造、花更多時間用來服務彼此,或者必須購買更多東西。總之家庭必須增加消費。但實際情況卻朝錯誤的方向發展。儘管人們認為亞洲中產階層正不斷壯大,消費額在快速增長的GDP中所占比率卻持續下滑,而且速度很快。
1980年,亞洲發展中國家消費占經濟產出的比率為65%,如今僅有47%。1997到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暴露出該區經濟太仰賴資本流入的弱點,它們的因應之道是擴大出口,但這樣一來,亞洲國家只是從一種依賴換成另一種。
經濟學家已提出種種平衡經濟增長的對策。首選的是建設更完善的社會安全網,以降低家庭熱衷防老防病等預防性儲蓄的傾向,這不失為明智建議。其他還包括取消鼓勵出口和製造業、卻損害服務業的補貼政策,打擊不利消費者的壟斷,以及允許貨幣升值。
然而更基本的一件事卻少有人提:怎樣才能讓工人們的荷包鼓起來?整個亞洲,工人薪資增長都落後於經濟成長。可支配收入減少,也就難怪消費下滑。
不只亞洲薪資增長緩慢。全球貿易及投資流動增加,使生產要素的天平從勞動力倒向資本:如果一國的雇用成本太貴,資金可直接轉到他處。只是這種變化在亞洲尤 其明顯。在中國,薪資總和占GDP的40%左右,遠低於七大工業國(G7)平均值,後者即使現在仍有約52%,而10年前中國大致也是這個水準。
日本的情況相同。據政治學家杜爾(Ronald Dore)的研究,日本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變化,以及轉向更注重股東的資本主義模式,已損害工人的利益。他發現,儘管日本經濟在2001年至2005年間 復甦,名目薪資卻下降了6%。企業在同時囤積更多現金,股利還能增長175%。相形之下,在1980年代末的復甦時期,薪資增長近五分之一,股利卻幾乎沒 有變化。
日本的變化有許多解釋,包括工會權力減弱、外資持股增加、股東基礎穩定性下降以及逾三分之一勞動力屬於臨時雇員等。結果是許多日本企業的競爭力增強,但是宏觀經濟面的缺點是可支配所得下滑。
中國的情況略有不同,但結果相同。中國是藉由把農民轉變成源源不絕流入工廠的勞動力,從而抑制了薪資增長。結果,消費支出占GDP比率從1990年代中期的45%左右,下降到如今的35%。
中國領導人直到最近才試圖解決這個問題,部分是為了迫使習慣依賴廉價勞動力的工廠產業升級。政府實施更高的勞動標準和最低薪資制。政策幾乎立竿見影,工廠 要不轉型,要不就關門大吉。狀況相當順利,直到經濟受房市降溫和外貿衝擊的雙重打壓。現在北京當局開始憂慮2,000萬農民工(占總數的15%左右)失去 工作,失業對增進總體消費可不是好事。
由上而下推行那些勞工政策是因為缺乏強大的工會,而儘管遇到種種挫折,這是正確的方向。溫家寶很清楚中國的13億人口必須減少儲蓄,增加消費。早在2006年,他就警告中國經濟「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他沒有說的是,鑒於中國在全球經濟的分量日益上升,對中國有益的事也對世界有益。